见楚琛点了点头，他又接着向里面的保险箱走了过去。

其实，楚琛不用猜也知道，那只博古架上的东西，价值应该都不高，或者其中一些东西，很可能就是已经被别的专家鉴定过的赝品，不然就沃伦的性格，肯定和眼前的这些东西一起，放到他的保险箱里去了。

不过反正也没什么事情，楚琛就走过去随便打量欣赏一下，一开始，像什么文房四宝瓷器玉器青铜器在楚琛眼中都是一眼假的货色，这样的东西基本只能做个摆设，也就能够骗骗沃伦这样的眼力差劲的藏友，根本没什么价值。

不过，当楚琛看到一只小巧的笔筒时，顿时就大吃了一惊，因为这件东西如果他没看错的话，肯定是件真品，而且还是一件价值不菲的珍品。

要知道，现在楚琛的眼界已经被他那些珍藏养的很刁了，他觉得是珍品，那这只笔筒的价值可想而知。

此件笔筒是一件料器，也就是玻璃器，前文说过，古代的料器有普通器也有珍贵器，而楚琛正拿在手中的这只笔筒，就是料器中的顶级货色。

此笔筒高度只有7.2厘米，呈圆筒形，直口，平底。涅白料胎上绘珐琅彩。图案在器物上环绕一周，展开则是一幅山水画卷，构图有密有疏，水面的辽阔，林石的繁密，形成了巧妙的对比。底刻双方框，内刻乾隆年制楷书款。此器玻璃胎光滑亮洁，温润如玉，绘画笔法细腻传神。

玻璃料胎画珐琅是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但比铜胎或瓷胎珐琅来说，技术要求极高。因为玻璃与珐琅熔点非常接近，在绘画焙烧的过程中，若温度低了，珐琅釉不能充分熔化，则呈色不佳；若温度高，胎体变形，即成废品。

乾隆初御坊画珐琅工艺发展至顶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御厂产量骤减，工匠们再没有像早期的创新意念，再也没出产如此器一样的精品。

料胎画珐琅是宫廷作坊独有的技术，而产品非皇家不能拥有，更显皇家尊贵的身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藏有一件和此器差不多大小，上面绘有五老图的料胎画珐琅笔筒，不过那一件源自希普斯理。而此器楚琛就不知道沃伦到底是哪得来的了。

不过，楚琛觉得从1890 年米国出版的一本希普斯理的著作来看，此器应该和希普斯理的那些收藏一样，都来自一组稀世的小型料胎画珐琅器，这些器物应该全部由当时的画玻璃名匠精心绘制。

这批料器全都透白如白玉，器上的珐琅彩展现了清初发展出来的丰富颜色系列。画珐琅图案不但构图巧妙，而且画功纯熟，笔触细腻精确。

楚琛根据以前看过的一些学术资料判断，这些器特应该都来自于清初宫廷玻璃制作颠峰时期的作品，源由是康熙皇帝敕命成立玻璃厂。

该玻璃厂如其他御用作坊一样，由内务府造办处管辖，负责制作维修保管皇家器物。内务府为清代最大的政府机构，辖下造办处的主要作坊最初设于养心殿，1691年大部份迁到慈宁宫后，仍沿用旧称“养心殿造办处”。

创建御用玻璃厂的关键人物为德国传教士纪瑞安，1655年他出生于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1673年进入修道院，1683任命为神父。

他曾在德国黑森林地区施佩萨特施泰格林山作修院神父。当时施佩萨特就设有逾五十间玻璃工场，纪瑞安应在该处获得制作玻璃的技术。1691年纪瑞安远渡重洋到中国，1694年先抵澳.门，期间修理过航海中损毁的光学仪器镜片，他的才能因而获得当地官员赏识，遂向当时的皇帝汇报。

1695年他奉诏到京城，居住于紫禁城西.安门内蚕池口天主堂之法兰西神父居所。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五年下谕建造玻璃厂，并授命纪瑞安为主管。清代吴长元著《宸垣识略》亦记述当时蚕池口教堂附近生产玻璃的情况。

1696年10月31日法兰西耶稣会士洪若翰的信函道：“皇上在我们住所旁边的大片土地上兴建一间漂亮的玻璃厂，如我们愿意接管，他就会把工厂交给我们。”

他续写道： “……这都是由于纪瑞安的缘故。恳请由我们法兰西玻璃厂中立刻挑选一至两名熟练工匠来华夏，以使这里能制造出如欧洲水平的玻璃水晶，以至玻璃镜面。并请派来一名精良的画珐琅工匠。”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很早已对料胎画珐琅极感兴趣，他接纳两名技术高超的玻璃匠进入玻璃厂训练本地工人三年，应该是答应洪若翰1696年的请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