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们都看过电影《雷洛传》吧，香港在60年代的时候贪腐现象也很严重，差不多整个警察系统都烂掉了，但自从成立廉政公署（icac）后,香港逐步成为了‘廉洁之都’，廉洁也成为香港城市软实力之源泉，所以我觉得只要政府真的有决心，一定能刹住公款大吃大喝风！……”。

段泽涛用力一拍桌子道：“宋翰兄说得好，凡事怕认真，只要认真了就没有抓不好的，我决定了，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就从管住干部的嘴，管住干部的车，严查‘三公’消费开始！宋翰兄你倒说说看，香港在三公消费上是怎么做的，看我们能不能借鉴！……”。

见自己的意见受到了段泽涛的重视，宋翰也很高兴，详细介绍道：“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香港年度财政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甚至详细到购买一张坐椅，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切片”构筑起庞大的财政正义，打造出一个官员不敢浪费的制度氛围，现在内地也在搞财务公开，但是很多是流于形式，公布的也只是大致的费用去向，别说老百姓，就是专业人士看起来也是一头雾水……”。

“再就是监督机制，除了廉政公署外，媒体和普通市民对于公款消费也是高度关注，对于公款大吃大喝和贪腐现象是零度容忍，形成了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但是我在星州发现，很多人都对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是有些麻木了……”。

其他人被带动起来，纷纷讲起了自己在出国的时候在国外看到别国政府对于公款吃喝控制严格的一些感受，石涛说起他有一次到印度新闻局办事，竟然意外地发现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吃午餐。经询问后才得知，原来印度政府部门并没有食堂等后勤设施，由于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因此许多人的午餐都是从家中带饭或者在街边小摊上解决。

石涛就问，“那你们会不会经常借招待的名义到餐馆去吃饭？”，没想到这些公务员对他的问题一头雾水：“怎么招待？由谁来付钱？”，原来除了极少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也根本没有招待费这一项。

谢石山则说了他在俄罗斯的经历，他在俄罗斯也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的现象，就问一位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那个朋友向他介绍说，他们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续，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

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

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

这顿饭吃得很尽兴，结账的时候，段泽涛拿着那张一万二千八的发票大笑道：“这顿饭吃得值!”,石涛摇了摇头笑道：“泽涛，不是我泼你的冷水，要想刹住公款大吃大喝风可不容易，别说实施，只怕你一提出来，就有人要出来反对了！你可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