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医闹”多是城市无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城市周边农村的中年妇女，且大多属于一个村或一个地方的人，每次有“业务”的时候，就由一个人牵头，一个通知一个，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然后在一起相约到医院闹事，配合十分默契。

他们平时在医院门前看似在四处“闲”逛，其实他们并不“闲”，他们在各个诊室搜索，四处打听患者的各种医疗事故信息，当他们从各种医疗事故中嗅到金钱的味道，就马上和患者家属联系称自己可以帮助家属向医院索要赔偿，并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打着患者家属的旗号，在医院上演要求医院承担责任的闹剧。

但是如果你因此小看这些‘职业医闹’就大错特错了，在他们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操纵，属于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而且他们到医院闹事都有一套十分熟练的流程，一般先是聚集一大群人冲进医院，又打又砸，从气势上压倒医院方，造成恐慌，如果医院方态度强硬，坚决不肯赔钱，选择报警，那么他们就会改变战术，开始同你耗，不吵不闹，就坐在门诊大厅拉起横幅同你打持久战。

这些‘职业医闹’熟悉国家相关法律，跟你理论起来一套一套的，他们游走于法律边缘，而且很善于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患者在医患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往往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时候由于吃了亏又投诉无门因此成为了“医闹”利用的工具，这样警方在查处这些‘职业医闹’的违法行为时就比较棘手。

段泽涛听完张扬帆的介绍后，面色凝重道：“‘职业医闹’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为什么会有‘职业医闹’啊？！主要是缘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题，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

“正因为通过正规合法途径患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困难重重，处于弱势的患者才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才会给“职业医闹”提供市场！……”。

“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真要好好反思一下了，过去我们都把医生比作“白衣天使”，但在医疗产业化的现实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医院却长期、大量地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偏离了自己的职业宗旨，把患者的病痛当成了敛财的良机，不加节制地利用信息不对称，患者的需求缺乏弹性这些天然优势，加重患者的负担和痛苦，这才给了这些“职业医闹”以可乘之机！可以说你们是自食苦果！……”。

那医院院长和其他陪同的医院领导都有些汗颜地低下了头，段泽涛也没有继续苛责他们，毕竟提高医疗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是一项大工程，远不是他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眼前的这场医患冲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