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司是县招商局招商引资来的项目，前年落户我们镇。当时是县里的重点项目。我们镇有六七十家小作坊式的眼镜生产厂家，铜业公司在我们这儿有市场，可以实现产销一体化。所以当时就考虑到放在了我们镇的大兴村。按理，有大兴公司落户我们镇，对于村里和镇里都是利好的消息。每年也有几百万元的税收，当然前三年我们是要全额返回公司的，这是当时招商引资的条件。土地免费，三年免税。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大兴铜业公司的污染是那么触目惊心，废水完全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溪河里。我们接到老百姓的投诉，也多次去找企业交涉，让他们先处理再排放，这样污染不至于那么严重。可是企业是县里引进来的，对于我们镇里的话根本不听。刚开始污水还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可是时间久了，问题就凸现了，地里的庄稼都被毒死了，老百姓发现井水都慢慢变红了！而且村里出现了癌症病人，出现了畸形新生儿，这才让村民们忍无可忍，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选择了爆发。”杨金旺说。

“也就是说，这三年，其实无论是县里还是镇里，都没有得到企业的半点税收？”杜睿琪问道。

“是的。企业有纳税，但是前三年我们都是要全额返回的。”杨金旺说，“企业的钱看似入了我们的账，其实我们分文未得。”

“那么，这样说来，我们前三年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纯粹的，是不附着任何利润的！”杜睿琪心里想。对于招商引资工作她不是很熟悉，这样的引资条件也有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如此仔细地分析过。像遇到大兴铜业公司这样重污染的企业，县里镇里包括村里，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是白白牺牲了环境，牺牲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青山绿水！这么无得有失的事情，怎么能进行得下去？她有些不可理解！当然，政府可能当初考虑的是长远利益，可是像这样的企业，干得越久，污染越大，对环境对村民的影响毒害也就越深，又何谈长远利益呢？

这样的企业，不取缔，后患无穷！

她想起了常务副省长李成鑫讲的：不要带血的发展，不要带血的gdp！是的，不把大兴铜业公司搬走，大兴村的村民就永远都不会罢休！因为他们这是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博弈，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都在所不惜！

其他成员也讲到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杜睿琪都一一做了详细记录。关于大兴村的一些领导组织，她心中也大概有了个眉目。

晚上吃完饭后，杜睿琪让杨金旺带着她和徐文娟去外面散步，顺便了解一下大兴村的地里位置。

四月的田野是绿油油的一片，禾苗已经抽穗，各色庄稼都生机勃勃，田野里充满了希望。

走了一段路，杨金旺告诉她，大兴村离镇政府大概一公里远。现在，大兴村是全村警戒，路口放哨，外人是别想进去的，尤其是政府人员，被他们看见了就要抓起来。

呵呵，我不会也被他们给抓起来了吧？杜睿琪心里想。想到当年在平安镇，唐仁彪和宋祖德就是在上任后的几天被老百姓抓起来关进了粮仓里，才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走到接近大兴村的地方，杨金旺就不敢再带着她们往前走了，他说：“杜书纪，徐镇长，我们还是往回走吧，天色不早了，外面也没有路灯，趁早回去比较好！”

杜睿琪看杨金旺那有些惧怕的神态，心里觉得有些凄然。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干部变得这么怕老百姓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底层百姓都是惧官的，总觉得官员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培养了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奴性，惧官、怕官，同时又慕官，爱官。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出人头地的标志就是做官，官做得越大，说明出息越大。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现在的公务员制度，莫不是如此。

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进入深度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政府人员怕老百姓了，把百姓称作刁民，为了维稳不惜一切代价，可是群体事件却是越来越多！

其实，这个问题在杜睿琪看来，却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矛盾的爆发，是因为政府的所为越来越多的走向了为人服务的反面，越来越和民众处在了对立面。不把民众的利益诉求放在第一位，漠视他们的权利，忽视老百姓的声音，致使中国这个最庞大的群体集体失语，合理诉求无处倾吐，得不到解决，最终走上了极端的一面，和政府对抗，把矛盾激化，如此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视，问题也才能得到解决。

可是，这样的代价是巨大的，更是惨痛的。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为此牺牲了太多太多！

如果问题能处理在萌芽状态，或者说政府决策者能在做某件事情之前就预先考虑到后果，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不必要的牺牲？

杜睿琪和徐文娟的宿舍紧挨着。

回到宿舍后，杜睿琪把徐文娟叫到房间里来喝茶。

一房一厅的格局，里面卧室，外面是小客厅，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甚至连小冰箱和洗衣机都备好了，这在全县的乡镇来说，算是最条件最好的了。

杜睿琪打开音乐，泡了一壶茶，和徐文娟开始边品茶边听音乐边聊天，难得如此放松。和徐文娟如此闲适的聊天还是第一次。